第8章雪莱特•曼塔S6成2017CES全球媒体焦点

　

因此，宪法的经济分析也应被纳入到法律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来。

第一种形态就是作为应急性临时措施的专政，以前面提到的古罗马共和时期的专政官制度为典型代表。至于专政官则根本不属于国家常设机构，而是非常时期的应急性临时设置，随着危机到来而来，随着危机过去而去。

例如，经过四百多年的风雨之后，在古罗马共和晚期，苏拉凭借军事实力强迫元老院任命自己为无限期专政官，苏拉的专政已经与此前的应急措施意义上的专政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苏拉专政持续三、四年即告结束，尚未完全演化成为高度制度化的专政形态，与常态性的体制化专政也有差异。这种体制设计的着眼点显然是借助于权力制衡来防止国家统治者滥用权力，历史实践证明，这样的制度安排也确实能够很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不过，它也存在一个明显的天然缺陷：只要两位执政官不能对同一件公务达成一致意见，他们便不能行使权力和履行职责，这在很多时候意味着政府进入了某种瘫痪状态。但是，话又说回来，既然走法治之路是我们思考问题的既定前提，那么，其他方面的选项就要与法治不相矛盾才好。不过，也许是由于斯大林身处西语语境所致，尽管他在实践上实行专政，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却不再以专政相标榜，因为，自从法西斯专政和纳粹专政倒台之后，专政/独裁一词由于受到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污染，其所曾经具有的褒义色彩已经完全消退，甚至连中性词都不是，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中都演化成为一个明显的贬义词。当然，仅仅靠法治也不行，法治不是万能的，离开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等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也不可能达成理想的目标。

尽管列宁的专政实践因其逝世而终止，但是可以说，列宁的专政理论在一个基本点上与马克思是一致的，即不受法律限制的权力只是革命时期的一种过渡性统治形式，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为终点。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则是另一番景象。它的诞生和成长，完全是为了满足一个产业的需求，即法律教育。

但是按照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当代中国人也许都是愿赌服输型的：我们不看结果，结果可能是有人没水喝，干死，只要是大家自己的事，没人强迫，都是公平的嘛，这就都得接受啊。至于宪政，那要看是哪一家的。我觉得我们应该留一些时间给同学们提一些问题。今天也一样的，越南就是一个例子，现在就是一个分裂状态，它的总书记的一班人代表北方，总理的一班人代表南方，他们的观点都不一样，表现在目前中越的摩擦中，就一边是火上浇油，一边是忙着灭火。

他是非常会演讲的，他问北大同学们：这种情况下，雪铲和矿泉水是不是应该要涨价呢？他原来想的是什么？他认为学生肯定会说：NO。教条有教条的用处，以后参加工作，给领导起草报告，写个法律意见书或者模范法官的先进事迹之类，要用它搞包装。

也许扯远了，斯特，偏离了你的问题？（掌声） 成凡：非常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请教冯象老师。但是北大的同学们都说：对啊，应该涨啊。难道主事者不知道，这些花招引发了多少腐败，国家的经费——也就是老百姓的钱——都打水漂了？当然不是。（掌声） 李斯特：冯老师，刚才您提到经济学，我想到中国现在很多学科（包括经济学）都在非常高调地谈中国模式的问题，但是法学在这方面显得比较保守，基本还坚守着向西看去，这种执拗的保守品性挺有意思。

价值观呢，则是不遗余力地贬低公共道德，消解职业伦理，培育一种反民主的精英感。包括这么大的贫富差距，大家好像感觉这也挺好嘛。张艺谋导演说《归来》只拍小说的最后一部分，因为担心全拍了没有办法通过审查。这儿的同学们真的很不一样。

咱们中南也有这样的学者。总的来说，书本对我的影响是次要的，首先是文革。

同时，严肃文艺的空间颇受挤压，十分逼仄。昨晚我去听了您的讲座，[1]您在昨天的讲座中谈到关于接班人的问题，我想法学如何重新出发应该跟接班人也有关系。

关于我的思想渊源和人生经历，也常有同学问起。怎么办呢？于是，经济学就派上用场了，就是给富人提供心理安慰，抵消基督的谴责。西方法学、西方社科的那套术语，拿来讨论共产党的政法传统和新世纪的低法治，总让人觉得隔靴搔痒似的，说不到点子上，还容易误读，闹笑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笑声）），从形式上来看，规模还是较大的。我在清华，常有同学找我解惑。

显然，这不是法治，尤其是价值分裂的法治，能解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正如您所说，中国是一个非基督传统的国家，我自己觉得人在不同时期出生可以归结为人的命运，那么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应该适用的制度也可以归结为是国运，中国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贤人政治，也就是说贤人通过身体力行，在一个金字塔形状的体系下领导民众，这与西方现在的有很大的区别，我想在中国这样一种语境下，至少作为一个学生，我们应该怎样做好准备？第二个问题，我认为政治，不管是法院、检察院、各种局、各种机关，说白了就是人的政治，就是人本身有弱点，因此人制造出来的制度也有缺点，那么希望用有缺陷的制度来实现人类社会的幸福和完满，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可实现的目标，我想问这个问题这应该如何解决？第三个问题是一个比较个人的问题。

这样一个幽灵，每天遭受着神圣的围剿，恐怕做不了教义吧。但有些东西，学校教不了你。

我觉得这种批评到现在还是法律现实主义的顶端，法律现实主义最高峰就是这种批评。这样才能更有效地被社会使用啊。

校长问：怎么说？校友道：没礼貌。不是新思想的冲击，那不是主要的，因为美国的学说、美国的经验，归根结蒂，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就像它帮不了菲律宾、乌克兰一样。可是你看他，上个洗手间，不会推门，砰的一脚踢进去。（掌声） 成凡：刚才引起了我的思考的是斯特引起的一个话题，关于平等的感觉。

等他走上社会，混一段时间，看他还敢踢不（笑声）。但是从宪政体制的角度，这始终是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国家，尤其是重要政治人物，不可能有过多的言论自由。

目前的局面是，民法、刑法囿于传统，学者的论著，跟民国法统和德国日本的教义学走得近些。研习法律，最好有点人生的阅历，光读书、读死书不行。

食洋不化，本是新法治的设计。您刚才提到的斯蒂格利茨好像是对知识产权持尖锐批评的经济学家，虽然他是获得诺奖，但是持尖锐批评态度。

柏峰，过几天你们同教义们对话，我很期待呀。（掌声） 学生B：冯老师您好。外面贴几张万国牌的新标签，花花绿绿的，用你们的话说，高大上。另一方面，言论自由的扩张，是伴随着私有制、雇佣关系和商品化（即人的异化）的大潮而来的。

根本上说，法权而教义是徒劳的伪业，传道人所谓嘘气，当风的牧人（《传道书》1:14）。我们同学上的各门课程，从来不讲共产党。

若能持之以恒，我相信，中国法学会茁壮成长的。当然，课堂本身也是一事，而且重要性不亚于司法执法、解决纠纷。

历史地看，新时期的各门艺术，戏剧音乐舞蹈美术电影，优秀作品都少，普遍衰落了，赶不上新中国或前三十年的成就。我想请教冯老师，您是怎样定位您现在处在的这样一个位置的？是不是魔教的位置？（笑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您刚才提到的重建，其中有伦理和价值的前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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